包世臣所作《完白山人傳》是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的鄧石如傳記，其中記載的鄧石如與曹文埴的交遊，更主導了後人對鄧石如其人其書的認知。本文根據大量鄧石如及其友朋的信札手稿，亦結合曹文埴的詩文著述，對《完白山人傳》中的種種誇飾、虛構予以澄清。並分別詳細考證了：鄧石如與曹文埴的早期交往，乾隆五十五年二人的北上赴京之旅，鄧石如在北京的境況及其離京南返，曹文埴介紹其入武昌畢沅幕府，及曹文埴的“遺言”等。通過與相關原始文獻的比勘，可以清晰地把握包世臣是如何構建鄧石如的歷史形象的。而由此考察鄧石如與包世臣的交往，可知後者在認同鄧石如藝術成就的前提下，以相當主觀的態度將以鄧、曹交遊為核心的鄧石如生平事蹟加以發揮演繹，並同其自身的憧憬與時代的需求相結合。這一寫作行為，使得《完白山人傳》成為《藝舟雙楫》中的重要篇章，而鄧石如其人亦被塑造為“碑學”運動的偶像與宗師。
鄧石如、曹文埴、完白山人傳、包世臣、碑學鄧石如（-），初名惟琰、琰，字赤玉，後更字石如；嘉慶改元（）之後以字行，更字頑伯，一字完白。[1]安徽懷寧人。作為少數以布衣身份笈游四方且在後世享得大名的藝術家，不獨其書法、篆刻作品廣為世人所重，其豐富且頗具“戲劇性”的人生經歷，亦在漫長的古代藝術史中具有相當的特殊性，因而一向為學界所關注、研究。在迄今為止相當長的一段歷史區間內，人們對於鄧石如的直觀認識，除卻其所創作的那些精湛傑出的藝術作品之外，大抵來源於鄧石如的“門生”，同時亦是書家與“碑學”理論巨擘的包世臣（-，字慎伯）所撰寫的《完白山人傳》（成文於年，以下簡稱“《傳》”）。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個緣由。第一、收錄該《傳》的《藝舟雙楫》既是包世臣一生之中最為重要的書學著作，亦是清代“碑學”論著中的典範之作，在清代中晚期以降有著無遠弗屆的巨大影響力。第二、包世臣一向被認為是鄧石如的“弟子”，與之交往自應深厚。從常理而言，該《傳》中的信息應該直接來源於傳主——即鄧石如本人，至多補入其子鄧傳密（-，字守之）的若干追述。且由於鄧、包二人同為造詣精深的書法家，故而其所記載的生平事蹟與藝術主張，理應遠較其他的鄧氏碑傳為準確、深刻。第三、從《傳》的本身而言，在並不算簡短的篇幅中，包氏以生花妙筆擇要敘述了鄧石如的種種“傳奇經歷”，即如他與諸多名公碩望相往還的事蹟。還對其學書過程與藝術造詣以熱忱的褒揚，使得讀者可以迅速地領略一位出身低微、造詣卓絕、性格耿介與遊歷豐富的“名士”形象。無怪乎晚清以降的學人在討論鄧石如時，每每援引此《傳》，以為可靠的“原始文獻”。甚至如《清史稿·鄧石如傳》[2]這般的正史列傳與大量方志中的相關文本，亦都明顯取資、沿襲了《傳》中的敘述。正由於包世臣在《傳》中竭力營造出一位有些“不食人間煙火”意味的布衣名士形象，且對於其與當世諸多名公碩望交遊中的“戲劇性”情節大肆渲染。展讀之際，便不得不讓人懷疑：如此“傳奇”經歷的可信性究竟幾何？隨著研究的深入及若干新材料的發現，一些學者的研究已經逐漸觸及到了這一問題，若葉瑩《“理論先行”模式下的清代碑派書法——論包世臣代言與宣傳下的鄧石如書法》[3]、侯平《詆鄧石如書“不合六書之旨”非翁方綱考》[4]、蘇葉《包世臣〈完白山人傳〉的得與失》[5]與楊帆《清乾嘉時期的〈說文〉學與篆書創作》[6]等即是如此。但《傳》中可供深究與考索之處還委實尚夥，筆者遂以鄧石如與曹文埴的具體交遊作為切入點，對《傳》的撰述方式及鄧石如歷史形象的生成問題進行討論。一、《完白山人傳》所載鄧石如與曹文埴的交往曹文埴（-），字近薇，號竹虛、薺原，安徽歙縣雄村人。[7]乾隆二十五年（）二甲一名進士，歷任左副都御史、順天府尹、戶部尚書等職。乾隆五十二年（）以母老乞歸養，加太子太保，《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一有傳。[8]其次子曹振鏞（-），字儷笙，乾隆四十六年（）進士，為嘉、道間名臣，位階逾於乃父，《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三有傳。[9]以清代中葉的歷史而言，曹文埴位秩之隆、聲望之高、家族之盛，自是漢族精英文人中的卓越代表，在其故鄉皖南地區，更享有毋庸置疑的巨大影響。能與這般的人物相往還，甚至備受其賞識、禮遇與推介，在身為布衣的鄧石如那裡，則不啻為蘊含了巨大“文化資本”的人生履歷。所以，包世臣在《傳》中不吝筆墨，施以了繪聲繪色的描述：修撰（按：金榜）稱之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曹文敏公，文敏請山人作四體《千文》橫卷，字大徑寸，一日而成，文敏歎絕，具白金五百為山人壽。乾隆庚戌（）秋，純廟八旬聖節。文敏以六月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笠，靸芒鞋，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輿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遙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遍贊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為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為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先生之志。”遂率諸公送山人至轅門上驢去，乃入就坐。時都中工書者，推相國劉文清公（按：劉墉），而鑒別則推上海左副都御史陸錫熊。山人至都，二公見山人書，大驚，踵門求識面，皆曰：“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山人遂留都中。未幾，文清左遷失勢，而副憲以憂暴卒。時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內閣學士翁方綱。閣學以山人不至其門，乃力詆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說。山人頓躓出都。文敏為治裝，致之於兵部尚書兩湖總督畢沅。……後文敏病篤，語其長子，曰：“吾即逝，鄧山人必有輓聯至，汝即以勒吾墓華表及專祠前楹足矣。”[10]概而論之，《傳》中涉及鄧、曹交往者，統共有四事：一、金榜將鄧石如介紹與曹文埴相識，二、曹文埴約請鄧石如北上京城，三、曹文埴介紹鄧石如入畢沅（-，字纕衡）幕府，四、曹文埴的遺言。四事或詳備，或簡略，但都體現出一代名臣曹文埴對布衣書家鄧石如的敬重與提攜，遂廣為學人所援引、依憑。然而，倘對四事逐一檢核，則不難發現，在這些涉及“傳奇經歷”的文字的表像之下，對其中任何一事，都不能釐清其具體的前因與後果。文字數量的有限固然是一因，但包世臣有意於行文之際有所“發揮”與“演繹”，恐怕才是最為基本的原由。需要說明的是，曹文埴所作《石鼓硯齋文鈔》（二十卷）、《石鼓硯齋詩鈔》（三十二卷）、《石鼓硯齋試帖》（二卷）與《直廬集》（八卷）等並傳於世，卷帙可謂豐盈。然筆者通覽再三，未曾見到有一詩一文涉及鄧石如者。倘二人確如包世臣所云的情誼篤厚，則應當不至於這般的緘辭杜口。當然，從數集多為其子曹錤、曹振鏞等所纂集、付梓的角度看，集中所收，自非曹氏一生中的全部詩文著述[11]，因而亦不能排除相關文本未被收入集中的可能性。但由於其中涉及曹氏自身經歷的信息頗為充沛，故而仍可在鄧石如相關文獻較為有限的情況下，為《傳》中的若干敘述以相應的澄清。以下逐一考證其始末。二、關於鄧石如與曹文埴的早期交往對著名學者金榜（-，字蕊中、輔之）之於鄧石如的賞識與獎掖，不應有所懷疑。在金榜逝世之後，鄧石如專門書寫輓聯，並致函其家人，其中追憶金氏的嘉言懿行，情真意切，鑿鑿可據：先生（按：金榜）忘其貴，余忘其賤，款款相接，潁濱一閣，寢斯食斯，不厭不倦，此情亦足千古也。每看余作篆，嘖嘖贊不已，曰：“真唐監（按：李陽冰）後一人，宋元以至今日，無有加於君者。勉之勉之！”余常感激於心，不一日忘也。[12]可知邃於“三禮”之學的金榜顯然具備了欣賞鄧石如書法的知識儲備與藝術眼光。而鄧、金二人的共同好友左輔（-，字仲甫）為嘉慶十六年刊《鄧氏宗譜》所作《序》中亦謂：余昔授造古歙金蕊中殿撰（按：金榜）家，殿撰固善書法，尤亟稱完白不置。門庭堂戶，皆完白書也。嘗指完白書，謂余曰：“是實能以鍾、王之腕力運史籀之體制者，數百年來，一人而已。”[13]據此可以推測，同為歙縣士人的金榜向曹文埴推介鄧石如，亦是完全可能的。那麼，長年在京城任職的曹文埴何以能夠與鄧石如有往來？鄧石如輓曹文埴母聯文及信函底稿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今日尚存有鄧石如在曹文埴之母逝世後所作的輓聯及信函的底稿，其間對二人的往來有明確陳述，足堪憑據：
簪笏育都官，勳業千秋光竹素；
慈仁思大母，起居八座太夫人。
寄輓封母曹太夫人靈座。憶自乙未五月，文敏公以書招至其家，適值封母八九設帨之辰，堂開晝錦，晉拜堦下，一覩光儀。退而聆其戚族道母之懿德，類多陰德，慈仁及人處，皆令人感歎希噓不置。石如往來於其家有年，宜母之懿德有以疊邀恩綸褒錫也。因寄蒭蕘之言，以將白茅之意云。[14]
“乙未”為乾隆四十年（）。考是年曹文埴的經歷，其子曹錤、曹振鏞在所撰《先文敏公行狀》（以下簡稱“《行狀》”）中云：（乾隆三十九年）先公回京恭復恩命，十二月抵京，奉旨在南書房行走。……（乾隆四十年）十月，先公充武殿試讀卷官，旋蒙恩陞授少詹事。十一月奉命視學兩浙，十二月又蒙恩補授詹事。[15]
這與曹文埴本人所作《奉旨在南書房行走謝摺》（乾隆三十九年二月）[16]、《除少詹事謝摺》（乾隆四十年十一月）[17]、《放浙江學政摺》（乾隆四十年十一月）[18]與《除詹事謝摺》（乾隆四十年十二月）[19]等相契合。可知是年五月，曹文埴尚在南書房行走任上（即在京城），無任何南返之舉，故其與鄧石如並無任何直接晤面的可能。而時年三十三歲且尚未以書名世的鄧石如，何以能為仕途暢達的曹文埴所知？雖無更多直接的證據，但大抵仍以曹文埴在接讀皖南士人的來信或家信中知曉鄧氏其人其書的可能性為大。而當朝的“政治新星”的母親在皖南鄉間舉辦壽慶，其間定會吸引許多社會賢達，而鄧石如出現在前來賀壽的各路人士中，亦是合於情理的。至於曹文埴親自“見證”鄧石如書寫四體《千文》的戲劇性時刻，考慮到前者長年在京任職，而鄧石如多往來於皖南、淮揚地區，故而較可能是曹文埴返鄉而後才與之相見。而王灼（-，字濱麓）在《鄧石如傳》中的論述可作為包世臣《傳》的補充：
踰年，曹大司農歸里。聞之，延致其家。[20]
由“歸里”[21]二字檢核曹氏著述中的相關記載，可知只有兩種時間可能：一是其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返鄉為母祝壽之際，二是其於乾隆五十二年（）致仕返鄉之後。對於第一種可能性，檢核相關史料，可知於乾隆五十一年二月，此前的浙江巡撫王亶望、閩浙總督陳輝祖貪黷敗檢之事相繼敗露，造成嚴重的虧缺，乾隆帝遂派曹文埴等人奔赴浙江，以盤查其間的究竟。[22]而是年五月十二日為曹文埴母親的八十壽辰，曹氏向乾隆帝表達了盤查事畢而後返鄉為母祝壽的意願，並獲得批准。[23]雖然曹氏未能在其母生辰的當日返鄉，但祝壽之行畢竟成行。至於返鄉的時間與停留時長等，其於當月所作的《代母恭謝摺》中云：臣母於本年五月十二日壽屆八旬。……茲臣遵旨回籍補祝，於閏七月八日抵家。……伏祈皇上睿鑒，再臣遵旨住十餘日，即行來京。[24]據此可知，倘鄧石如在曹文埴致仕之前有可能與之晤面的話，必定出現在其七月初八日返鄉後的十餘日內。當朝的戶部尚書在完成公務之後，奉旨返鄉為母祝壽，其停駐於雄村的十餘日間，該有何等的高朋滿座、勝友如雲，雖未見其自述，卻亦不難想見大概。因而在此期間，鄧石如攜書作登門賀壽，自是具有可能性的。但相比之下，曹文埴致仕返鄉之後，長期定居於歙縣雄村，恐怕更有可能在閒適的“退休生活”中接見鄧石如。[25]按：其於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以奉養老母為由，奏呈了《陳請終養摺》，當月即獲得了乾隆帝的許可，謂：曹文埴著准其終養。伊久直內廷，辦理部務，頗為出力能事，著施恩加太子太保銜，並御書扁額，賞給伊母，以示優眷。[26]自此，在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八十大壽前的約三年時間中，除卻一些外出遊歷，曹文埴大都居於家中。蓋在此之間，與鄉邦的各類友朋賢達相往還，自是情理的必然。但不論如何，從常理即可知，以鄧石如的篆、隸等書體的書寫方式，是難以在一日之內書寫“字大徑寸”的四千餘字（四體《千文》）的。元人趙孟頫（-，字子昂）、康里巎巎（-，字子山）等都有日書萬字甚至數萬字的傳說，但其所指既非篆、隸（應為行、草書），其書寫亦多流利。這般的數量，很難發生在以長鋒羊毫筆鋪毫、按筆書寫，且頗多頓挫、調鋒技法的鄧石如身上。可知包世臣在此處似乎誇飾逾實了。[27]至於“具白金五百為山人壽”，更屬無稽之談。倘鄧石如在此時便擁有了五百兩白銀的”龐大”積蓄，又何須笈遊南北，並被描述為“饑驅浪遊”[28]？因而不妨將包世臣記敘中的誇飾之處裁去：在確認鄧、曹之間確有往來，且後者能夠親眼見證前者作書的前提下，鄧石如（或隨金榜）攜書作拜訪曹府，曹文埴出於禮貌（不排除有一定審美因素）而對鄧氏的贈書表示感謝，並予以適當的回贈，或許才是歷史的真容。三、乾隆五十五年曹文埴、鄧石如的赴京之旅曹文埴約請鄧石如北上京城，及在途中的種種禮遇，堪謂《傳》中影響深遠的“精彩片段”。但通覽之下，即不免使人橫生疑竇。倘鄧石如真的“策驢”緩行，何以能夠長途跋涉而至京城？鄧石如一生四處鬻藝，謀食南北，當真不欲北上京城，以謀求更好的職業發展？所幸的是，曹文埴在北上的途中寫作了大量的詩歌，幾乎每到一地，便吟詠於斯。這些文本為我們恢復曹文埴赴京過程中的相關細節及鄧石如在行程中可能面臨的問題，提供了真切可據的第一手資料。曹文埴身居高位有年，對乾隆帝可謂忠貞不二，而後者對之亦極為倚重與信賴。乾隆五十四年（）八月，乾隆帝主動提及了明年壽慶之際曹文埴是否來京的問題：明年朕八旬萬壽，前經俯允王公大臣之請，舉行慶典。在籍大學士蔡新、尚書曹文埴，自必進京祝嘏。……倘蔡新精力未能如舊，曹文埴之母亦漸形衰老。則蔡新高年跋涉，既非所宜。而曹文埴遠赴京師，不能朝夕侍養，伊母子未免彼此懸戀。在蔡新、曹文埴俱係大臣，心殷葵向，必不肯以私情上達。因思福建、安徽督撫近在同省，見聞較切，務宜留心體察。……[29]如此考慮之周到，評價之熱忱，非“寵臣”不能當。因而曹文埴以赴京的實際行動及在詩文中表現出披星戴月的緊迫感以示忠心，便不難理解了。在這種基調的旅途中，以逾分的禮節來接待鄧石如，其可能性又有幾何？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二十三所收的詩歌，皆為此次北上的途中所作。由《五月十九日詣京祝嘏登程有作》一詩，[30]可知其出發的具體時間。筆者根據卷中諸詩所涉地理、氣候與交通方式等方面的信息製作了下表，以概覽曹文埴北上旅途的全貌：
途徑地點省份交通方式出處備註歙縣安徽舟按：曹文埴為歙縣雄村人。威平洞（屬蕪湖）《威平洞》[31]七里瀧（屬桐廬）浙江《雨後入七里瀧》：“著我扁舟水一方。”[32]富春江《富春江雨景》[33]杭州《過杭州不作西湖之遊》：“纔停越舸買吳船。”[34]按：曹文埴自此由京杭運河北上。塘棲鎮（屬杭州）《塘棲鎮》：“夾岸高低簇市樓。”[35]寶帶橋（屬蘇州）江蘇《寶帶橋》[36]虎邱（屬蘇州）《泛舟山塘，登虎邱至千人，坐得詩八首》[37]毗陵（屬常州）《程蔭宇表兄自維揚渡江，相迎晤於毗陵道中，感事述懷二首》[38]揚州《過揚州，趙雲松觀察以詩贈行，依韻奉答二首》[39]淮陰侯釣台（屬淮安）《淮陰侯釣臺》[40]黃河《渡黃河旅館夜宿遣悶》：“狂風三日捲層波”，“登陸捨舟寧得已，將車易馬竟無多”。[41]按：曹文埴因遇大風而在此後改為陸路。又，清代黃河的主幹道流經徐州等蘇北地區。蒙陰（屬臨沂）山東馬（或兼車）《蒙陰道中》：“山行濡滯足違心”，”馬已漸羸車漸敝”。[42]齊河《至齊河，車不能盡，留周笏山、錤兒於後，余乃理策先行，臨別口占一律》：“駐鞍殘照已沉西”，“濡輪不耐車旋濘，理策猶堪馬蹴泥”。[43]按：自此的北上行蹤，應是曹文埴獨自（至多帶少量隨從）行進。平原縣《宿平原縣南大雨竟夜》[44]《自平原至德州，兩日行八十里，皆在積水中，不知其為官道也，感而有作》：“登陸偏浮水，乘輿似泛船。”[45]德州舟《抵德州，聞瀛、鄚間積水更大，復舍騎，買舟東行》：“馬不能前肯逗遛，眉開衛水得乘流。”[46]按：瀛、鄚皆在直隸境內，曹文埴此言謂其由德州東進，取水路而由天津至北京。津門直隸《過津門》：“鼓棹重過析木津”，“六百郵程三見曉”。[47]北倉《劉竹軒司農以監收漕米至北倉，為余易舟前進，賦謝二首》[48]張家灣《夜抵張家灣志感》：“蟋蟀聲中泊客船”，“五日輕舟路一千”。[49]古北口馬《出古北口》：“匹馬吟鞭數往還。”[50]據上表可知，曹文埴於五月十九日正式登程赴京之後，先沿新安江、桐江、富春江至杭州，後沿京杭運河北上，渡黃河之際遇大風而改易車馬，於蘇北、山東地區行進，繼而因山東、直隸的大雨而在德州復沿水路東進，最後取水路由天津到達北京。曹文埴於當年的七月二十日見到了乾隆帝，並受到了相當的禮遇。[51]而鄧石如在嘉慶六年（）[52]“冬月十日”致王轂（-，字御軨，號蓮湖）之子的信中云：曩過山東，適值水發，春崖明府□蒙款接，假以舟車，得達尊公處，與諸兄等遊。倐倐十餘年間，猶每每不忘也。[53]按：“春崖”為王逢源的表字，一作“春涯”。[54]鄧石如曾為之刊“逢源”“春涯”兩面印。[55]據此札，可知其中由王逢源到王轂二人對鄧石如的幫扶，實際上成為後者北上之行得以成立的重要保障。特別是考慮到山東巡撫覺羅長麟（-，字牧菴）於乾隆五十四年上《奏請以壽張縣知縣王轂陞署德州知州員缺》摺，[56]可知鄧石如行至山東之際，王轂已任濟南府德州知州。而鄧石如所作《德州署中贈王蓮湖使君》一詩，正是記錄了其與王轂之間的往來。[57]則鄧石如在面對旅途中的若干極端天氣時，不僅沒有表現出如包世臣所描繪的無所依傍、瀟灑出塵，反而相當依賴於各地友朋提供的幫助。鄧石如“逢源”、“春涯”兩面印見《鄧石如篆刻》鄧石如隸書《德州署中贈王蓮湖使君》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將此札中的文句與曹文埴的相關詩作相結合，便足以構成對勘《傳》中事蹟的寶貴證據。
其一，《傳》中謂：“文敏以六月入都，強山人同往。”顯然與曹文埴五月十九日方正式啟程的時間有一定出入。至於謂：“山人獨戴草笠，靸芒鞋，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更無法憑信。由上表可知，曹文埴幾乎動用了其時所能取用的最為合理的交通方式（以水路為主）與路線。蓋若非兩度遭遇了極端天氣帶來的交通障礙，他應當會一直沿京杭運河北上至京城。而即便面對相應的天氣狀況，亦能果斷改易交通方式，得以水陸兼程，繼續北上，以致不悖於其在《請詣京祝釐折》中所云的“於五月啟程，約七月內即得仰覲天顏”[58]。鄧石如札中所云的“款接”“舟車”，亦顯然與“策驢”的方式大相徑庭。其二，《傳》中謂：“文敏輿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值於開山。……遂率諸公送山人至轅門上驢去，乃入就坐。”如前所述，曹文埴既然先於鄧石如三日出發，且舟、馬（車）並舉，居然在山東境內反為“策驢”的後者追趕上，真可謂匪夷所思。縱使鄧石如獲得了王逢源、王轂的鼎力相助，其交通條件與前進速度，仍不能與曹文埴相提並論，何況還不免途中出現“與諸兄等遊”的情況。而“開山”一地，亦非通邑大都，頗難尋覓蹤蹟。按，《（道光）長清縣志》卷二：墩臺營房（……乾隆五十三年添設墩臺二座，現今墩臺十二座。每座建有營房十間、官廳一間、馬棚二間、大門一間。……）開山墩臺。（開山北距崮山十里。）[59]其位置隸屬於今日的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崮山鎮。考所謂“墩臺”，乃指明清時期設於城外的報警台。而“轅門”，本指帝王巡狩、田獵的止宿處，後來泛指將領的營門或高階官員衙署的外門。以開山一地及《縣志》所載墩臺的規模，能否以“轅門”相稱，自有商榷的餘地。而將開山的位置置於上表諸詩中考察，可知其應處於蒙陰、齊河之間（更近於齊河）。曹氏作於此間的詩句，若“山行濡滯足違心”，“馬已漸羸車漸敝”，“駐鞍殘照已沉西”，“濡輪不耐車旋濘，理策猶堪馬蹴泥”等，莫不反映出此時的山東天氣多雨，道路積水泥濘，而曹氏的行程遭遇了頗為嚴重的阻礙，以致心情甚為焦慮、急切。倘確如《傳》中所云的有山東巡撫覺羅長麟[60]等地方官員的隆重接待，則曹文埴面臨的交通問題理應為山東方面所瞭解，甚至予以大幅的改善，不至於使之在齊河“留周笏山、錤兒於後，余乃理策先行”。至於曹文埴向山東的地方官員揚詡鄧石如的書法造詣，亦無從確證。雖不能貿然否定有一些地方官員在此間給予曹氏協助的可能性，但不應誇大其規模與效果。因而至少就《傳》中的相關記載而言，鄧石如與曹文埴的北上行程是頗為扞格不通的。“策驢”的布衣形象固然超凡脫俗，令人豔羨，但實質上仍是一面之辭，難以為當事人的敘說所確認，遂亦難稱為“信史”了。四、鄧石如在北京：“消失”的曹文埴曹文埴於七月二十日覲見乾隆帝之後，復陸續參加了多項慶祝活動，這一點從其所撰《出都紀恩四首》中可以窺見大略。從常理而言，倘鄧石如確實應曹文埴之邀（或至少與之有密切關聯）而入京，以後者長年身居要職所積累下的人脈關係與社會影響，鄧石如在京城期間自應有許多機會隨之親炙天子腳下的達官顯貴與文化名流。但出人意料的是，“邀約”鄧石如北上的曹文埴在《傳》中記載的鄧石如居於北京期間，竟然再無蹤影，直至為其引介至畢沅幕府時方再被提及。這便使人愈加不能理解《傳》中的記敘：鄧石如居於北京期間，曹文埴究竟為何與之毫無往來？以鄧氏的布衣身份，他如何能夠聲譽踔起，從而讓劉墉（-，字崇如）、陸錫熊（-，字耳山）這般的高官看到其作品？翁方綱（-，字正三）又何以對鄧石如攻若仇讎，傾軋如此？對於這些問題，因為少有當事人更為直接的自陳，遂難以做出準確的論斷。但倘鄧石如沒有對某位名公碩望（若曹文埴）的依附，而只是孤身借宿於京城，是幾乎不可能為劉墉、陸錫熊等高官所知的，遑論“踵門求識面”？因而《傳》所謂“山人遂留都中”的潛台詞——由於劉、陸二人都極為欽服鄧石如的書作（“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後者才願意留居京城——是不符合基本情理的。至於“未幾，文清左遷失勢，而副憲以憂暴卒”，即謂鄧石如之所以不能久居京城，是失去了兩位“靠山”的緣故，更屬時序錯亂的妄言，絕不可信。因為劉墉在乾隆五十五年及此後並無“左遷”之事，與此稍可關聯的記載，若《清史稿》本傳：五十四年，以諸皇子師傅久不入書房，降為侍郎銜。尋授內閣學士，三遷吏部尚書。[61]即便是這短暫的降銜，亦顯然與“失勢”扞格不符，且早於鄧石如來京。而陸錫熊的“以憂暴卒”，更與此毫無關聯。按，王昶《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陸君墓志銘》：（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提督福建學政，五十二年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留學政任，以五十五年春任畢旋京。……君以是書（按：《四庫全書》）曠代盛典，不可任其疵纇，乃請自往校之，既而以為未盡。五十七年正月復往，會山海關道中冰雪凍冱。比至奉天，病以寒卒。[62]
於乾隆五十七年初才病歿的陸錫熊，何以能影響五十五年末便“頓躓出都”的鄧石如？其悖於史實，昭昭可見。但據鄧石如於乾隆五十七年寫作的輓陸錫熊聯文與信札的底稿，可知陸氏確實曾對鄧石如有過一定程度的幫扶：□靈幃長夜酸風寒北地，
嚴驛路半肩行李悵南天。
庚戌秋，予以布衣粥書京師，久無所知名。……齋陸公大人識予於塵埃中。三千旅池，感遇知音，可以無恨。今公遽爾長逝，淒然我心，嗟予之行將南……公之靈猶北滯。因作此聯，以別公之靈，且亦……也。時月之仲冬，皖人鄧琰頓首拜輓。[63]
但同時亦需考慮到：乾隆五十五年，陸錫熊於福建學政任滿返京，由於此前因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多有“違礙”，遂遵乾隆帝的諭令，應罰而赴盛京，開始對文溯閣藏《四庫全書》進行校勘。[64]陸錫熊在如此南北奔波的行程中，真正能與鄧石如在北京進行的交往應當較為有限，加之陸氏此後的仕途每況愈下，直至逝世於關外，所以亦不應高估其“噓植”的實際作用。鄧石如四體書四條屏之一合肥安徽博物院藏對於《傳》的記敘，侯平謂“包世臣並沒有經過嚴謹的考證、調查”，[65]楊帆亦謂這類敘述皆是“包世臣作傳的技巧”，[66]固屬的論。但尚可以進一步述說：以《傳》這般喜好誇大事實的寫作手法，我們在指出其揚詡失實之處的同時，還應審慎甄別其中可能存在的“真實成分”。需要說明的是，鄧石如居於北京的約半年中所作的書法、篆刻作品傳世較少，其中最值得重視的一件，乃是現藏於安徽博物院的一組四體書四條屏。此作楷書精謹，草書蒼茫，篆書勁韌，隸書綿厚，且文辭相契，規格協同，謂為鄧氏中年的代表作，當不為過。考察其中隸書一條的落款為：
儷笙老先生法鑒，時庚戌孟冬，古浣鄧琰書於都門寓廬。
按：“儷笙”為曹振鏞的表字。乾隆五十五年，曹振鏞時任翰林院編修。[67]鄧石如以如此規模、品質的作品相贈，可知其居於京城其間，確乎與曹氏父子有著一定程度的往來，亦應當十分重視與之的關係。由“消失”的曹文埴出發，倘鄧石如（或作品）能夠與之出現在同一場合，且得到其若干的推介與獎掖，則假使劉墉等人在其一旁的話，不論具體的審美立場如何，縱使只是出於對曹文埴的敬重和禮貌，亦會隨聲附和一二。此為人之常情，無需贅言。特別是考慮到劉墉與曹文埴的深厚交誼，至少就二人在北京的晤面而言，是頗有可能性的。小莽蒼蒼齋藏有劉墉早歲致曹文埴的一札，可藉以窺其往還的一斑：
惟是弟北院房屋，須略修葺，寄上三百金，懇一紀綱理料之，大概砌牆裱糊而已。極知瑣瀆，恃愛冀不為罪也。（舍侄不能之至。）……弟久在外省，即是鄉瓜，一切到京衣飾、馬匹、童僕各件，求鼎力者不一而足，而銀錢尤為緊要。（此極可笑，然公知我。）燈下略通大意，續懇一切。[68]
以如此瑣細且私密性的事務相託付，其往來之親密，確鑿無疑。不妨設想，若在曹文埴褒揚鄧石如的書作之際，劉墉禮貌性地恭維兩句，亦實屬情理之中的“應酬”與“客套”。但稍加考慮劉墉的書法風格及其審美傾向，[69]便可知曉：對鄧石如的書法作品高呼“千數百年無此作矣”，並以追慕偶像的心態“踵門求識面”，顯然更近於包世臣的“小說家言”，既無以證明，更無可憑信。而翁方綱排擠鄧石如一事，亦與此類同。《傳》中謂“閣學以山人不至其門，乃力詆山人”，其隱含的意思是：鄧石如在彼時的京城已經風生水起、飲譽一方，以致當時身居高位的翁方綱極為看重鄧石如是否來訪。如此逾實的攀附之語，自然難以尋覓到何許的真憑實據。但翁方綱之於這類人物的態度，及鄧石如在京城期間的若干表現，仍存有發微顯隱的餘地。即如與鄧石如交往頗深，位列“揚州八怪”之一的著名畫家羅聘（-，字遯夫），雖然同為沒有科舉功名、四處鬻藝謀食的“職業藝術家”，但卻成功地躋身於北京的文化圈，並與翁方綱、紀昀（-，字曉嵐）、伊秉綬（-，字組似）等彼時一輩漢族知識精英往還密切。[70]今見的羅聘畫作之上，每每能夠見到大量文人學士的題跋，即是明證。其間的“成功之道”，除了羅氏自身的畫藝高超之外，練達人事、秉性篤正恐怕亦屬要因。若其於嘉慶三年（）結束旅京生涯之後，翁方綱曾專門致長信與時任浙江布政使的謝啟昆（-，字蘊山）以為引介，其中談及羅氏的學養與人品：翁方綱致謝啟昆札局部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惟兩峰則於杭人丁敬身（按：丁敬）、金壽門（按：金農）具有師承，丁敬身之金石、金壽門之翰墨，兩峰具能得其來歷，後進之士問津詩畫所必資也。即以所刻《香葉艸堂詩》一卷，亦愚所手定者，雖極淺淺，然不俗也。……且其人非書獃不曉世務者可比，又非外間遊客多事干預其務者可比。即以其今此之行，卻不專來託愚作札，亦可以見其為人。而愚之夙懷，欲為之述此真意，非一日矣。[71]更值得對比的是，在鄧石如頗多“碰壁”的同時，羅聘亦恰在京城。在此期間，二人不僅有著確實的交往，且頗多藝術形式的“投桃報李”。羅聘贈與鄧石如的，是那幅聲名遐邇的《完白山人登岱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而鄧石如回贈的，亦是朱文印“寫真不皃尋常人”這般的精心之作，其款識云：余與兩峰遇於京師，為余作《登岱圖》，因作此篆以報之。[72]
但相比於鄧石如，此時的羅聘參與繪製了在京城文化圈頗有影響的《研山圖》卷（現藏重慶博物館），畫作前後的眾多題跋，足以反映出其已躋身其間。二人境遇之懸殊及京城文化圈對之的取與差別，一覽靡遺。羅聘《完白山人登岱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據此可以推測，若欲在風雲際會的天子腳下有所“上達”（或徑謂之“發蹟”），以致逐漸融入上層的漢族知識精英主導的文化圈，為諸多名公碩望所賞識，除了自身須有過人的技能之外，還須洞曉人情世故，熟悉京城的文化、學術乃至政治氛圍。這在舉行乾隆帝八十壽慶、南北各路人士湧入京城的乾隆五十五年尤其如此。而以此考察鄧石如失意且短暫的”北漂”之旅，委實具有相當的必然性。鄧石如在京期間的具體言行已難詳考，然其詩文中偶有提及者，若《題白厂道人畫竹》：前年都門同風塵，娓娓狂言驚四座。[73]
又，《畫師丁君為余繪脫帽圖，感而成詩》：京華馳走路三千，行李蕭然止一肩。[74]
執此考察王灼在《鄧石如傳》中的記敘，雖或不免於一定程度的演繹，倒亦不悖“狂言”之態：鄉達官某素以能書名，一日于廣座中論石如書有微辭，石如怫然曰：“某書修短、肥瘦皆有法，一點一畫皆與秦漢碑刻合。不似公俗書，縱蕩任意無所忌。”[75]
這位“達官”的所言或有不妥處，但從基本的常識而言，不論是否有曹文埴的引介，在“廣座”中以如此的言行指斥地位、身份遠高於自身者，都只能使自己更加難以融入其間。在這方面，與鄧石如過從甚密且頗能承傳鄧氏書風的張惠言（-，字皋文），由於有著“學優登仕”的經歷，因而所云更為切中肯綮：（按：鄧石如）往年到都下，都下書人群排斥之，鞅掌而去。惠言夙好於此，未能用力，偶以意作書，已為諸老先生所訶怪；石如為之甚工，其人拓落，又無他才，眾人見其容貌，因而輕之，不足以振其所學。[76]
可知鄧石如未能在京城久居，是有著多方面原因的。至於其藝術實踐、主張何以不能為彼時京城的學者、書家所接納、認可，由於關涉學術史、藝術史上的諸多內容，誠非本文所能盡述。倘簡而言之，則缺少系統教育，以秦漢以來碑刻為主要取法對象的“職業書家”鄧石如，在京城中那些邃於小學、淹貫四部且動輒以鍾、王以迄趙、董為法的老學宿儒眼中，誠不免於被輕視。下引李慈銘（-，字愛伯）的這段話，雖非針對鄧石如而言，但顯然代表了久居京城的學士文人對於以金石古物相關技能遊食“北漂”者的一種典型看法：金石固不可不講，而近之後生，往往全不讀書。惟持一破瓦之背，以為是漢也、魏也；一壞象之髻，以為是北魏也、北齊也。模文字，不識點畫，而曰“可正《說文》”；杜撰年號，不辨時代，而曰“可補正史”。文理不通，字體不正，而遊揚聲氣，干謁公卿，瞽行妄言，習為狂傲，是風氣之大害。[77]
鄧石如五代孫鄧以蟄（-，字叔存）云，程瑤田（-，字易疇）曾為鄧石如寫作了十封介紹信，用以拜訪京城中的飽學名士若王念孫（-，字懷祖）、宋葆淳（-？，字帥初）、翁樹培（-，字宜泉）等人，[78]試想這些人士在聽到鄧石如的“娓娓狂言”之際，恐怕很難不產生李慈銘式的觀感。最後可以重新評估《傳》中關涉鄧石如在京諸事的“虛”與“實”。第一、如同鄧石如的北上行程未能與曹文埴同步行進，其在京城期間雖可能與之有些許的交往，但不應高估這種交往的程度與效用。第二、劉墉、陸錫熊與鄧石如在北京的去留關聯有限。第三、倘翁方綱見到或聽聞鄧石如及其書作，[79]有可能不會認同，但鄧石如的離京南返，委實是當時的大勢與其個性共同造成的，無論如何不應由翁氏負全責。
五、鄧石如的離京與曹文埴介紹其入畢沅幕府關於鄧石如“頓躓出都”的具體時間，今見諸類“鄧石如年譜”大致有二說：一為周夢莊[80]與穆孝天、許佳瓊[81]的乾隆五十七年（）說，二為金杏邨[82]與遠藤昌弘[83]的乾隆五十六年（）說。但檢核其所據，大抵仍株守於包世臣《傳》等文本中的舊說，遂難以取信。而鄧石如在致黃易信札中的表述，為我們明確其離京南返的時間提供了確證：
去冬匆匆一睹光儀，倏值公事倥傯之際，獲領竟夕清談，且窺所藏金石之秘，此亦一段翰墨緣也。幸何如之？時光馳忽，便爾夏訖，遙想台禧，與時偕茂，慶慰奚似。前蒙贈車至宿遷境，大困綠林，書劍無恙，而腰纏罄矣。淒風嚴霜，狼狽歸里，書呈一笑，亦是異聞。所命作印二方，南漕查公（按：查瑩）還都之便，懇為轉致，當不浮沉。前蒙金諾，許代覓申公（按：申兆定）所翻瓦頭十幅，並允石室中所搨畫，時銘鼎言也。所寄梅石居（按：梅鏐）物，春間已手致矣。奉請陞安，臨穎不勝馳切矣。鄧琰頓首。秋盦（按：黃易）老先生閣下。薛公處希叱候。四月一日在揚州旅次呈。[84]
據其中“南漕查公”，可知查瑩（-？，字韞輝）時任南漕御史。由濟寧至宿遷，很顯然是自北向南的路途。筆者曾據以考訂此札為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一日所作。[85]因而札中所云的“去冬”，自屬乾隆五十五年無疑。由此札出發，可以愈加明確鄧石如出都的相關信息。第一、鄧石如至早於乾隆五十五年夏入京，居住不足半歲，至當年冬季便南返。若其稍有餘資以供過冬，或有曹文埴、劉墉、陸錫熊等人的大力接濟，何不等到來年春暖花開之際再行啟程？此其於京城之中幾無收穫的又一明證。第二、或出於黃易與梅鏐曾有往還[86]的原因，前者為鄧石如“贈車至宿遷境”，可謂雪中送炭，但其仍不免於“大困綠林”“腰纏罄矣”的狼狽境地。相比於曹文埴仍以水路沿運河南返的路線，[87]鄧、曹的返程依舊各行其路，沒有交集。第三、根據其中南返的線路與“四月一日在揚州旅次呈”的款識，可知鄧石如離京後並未直接奔赴武昌的畢沅幕府，而是回到了經常往來其間的淮揚地區。因而《傳》中謂曹文埴於鄧石如在京期間即將其推薦至畢沅處，似亦是不可深信的。[88]至於曹文埴向畢沅推薦鄧石如一事，則是可靠的。前引鄧石如於嘉慶六年所作信札中，另有句云：僕近書頗有與年俱進之益，前同竹虛宮保（按：曹文埴）北歸，比即送僕畢秋帆處，蒙其欣賞，不可言盡，此亦僕之際會也。[89]又，鄧石如在致梅鏐（-，字繼美）的信中謂：琰蒙宮保安置楚中，頗蒙主人不以草茅賤之。[90]
按：“宮保”為明清時期對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的通稱。[91]二札所指顯然是乾隆五十二年致仕返鄉之際榮膺太子太保的曹文埴。而“主人”自是畢沅無疑。鄧石如在湖北武昌畢沅幕府期間，亦曾專門致函曹文埴：晚生鄧琰頓首奉書大人閣下，蒲月下旬接奉諭函，備叨關注。知遇之感，永勒寸衷。伏稔大人純嘏懋集，闔第凝庥。調饍萱庭之暇，山川圖畫，風月清閒，引睇五雲，正深忭慶。適閱邸報，敬悉令郎儷笙大人（按：曹振鏞）恭膺簡命，典試臨安。以令郎大人鴻才碩學，鳳□龍騰，秉玉尺以衡才，握金鍼而造□。浙夙稱文藪，東南桃李，從茲盡入公門矣。遙賀遙賀！老太太大人想慈躬康健，曼福臻隆，祈為請安！至琰蒙制府（按：畢沅）蓄之幕下，日居月諸，倐自春徂秋矣。日食無事，不勝素餐之愧。疊蒙大人盛德栽培，雖不敢有負鴻慈，然耿耿之心，諒邀洞鑒。藉便謹泐，恭請鈞安。臨穎不勝依戀之至！晚生鄧琰再頓首。
輔之五老先生（按：金榜）、易疇老先生（按：程瑤田）、衷淵五兄（按：梅沖）均未及另啟，希會時代為道念。又及。[92]
按：《清史列傳》卷三十二《曹振鏞傳》謂其“（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充浙江鄉試副考官”。[93]考慮到邸報的傳播速度，[94]則鄧石如此札作於當年六月之後不久，應無疑問。充溢著感激、恭維之辭的信札，不僅愈發證實了曹文埴將鄧石如推介到畢沅幕府的事實，且反映出鄧石如對曹家信息的關注程度。接下來的問題即是，曹文埴的推介何以會被畢沅所接受。原因大致有二：第一、畢、曹二人為乾隆二十五年的同榜進士，前者為狀元，[95]後者為傳臚。中第之後，二人的仕途皆較順暢，且在翰林院中共事有年，故而其往來之多、相知之深、情誼之篤，誠屬情理的必然。今見二人的文集中多有互相唱和的詩作，即是明證。第二、畢沅作為一代封疆大吏，養廉銀極為豐厚，亦熱衷於招募賓客，甚至經營樹立如孟嘗君般資養食客三千的社會形象，因而使其在武昌的幕府具備了吸納鄧石如這般“職業藝術家”的可能性。誠若洪亮吉謂：公愛士尤篤，聞有一藝長，必馳幣聘請，惟恐其不來，來則厚資給之。[96]雖然鄧石如除卻揮毫、奏刀之外別無他長，但這已足以達到“一藝長”的要求。在文人學士遊幕的風氣蔚然興起之際，於規模龐大的幕府中為鄧石如留出一席之地，自然並非難事。[97]但鄧石如是否只得到了曹文埴一人的推介，或謂只有此一條通向畢沅的管道，則似乎仍有討論的餘地。即如經由鄧氏後人遞藏的一通殘札，其文曰：生（按：鄧石如）為窮所迫，豈造物者果忌才□？近來至鄙鄉，盤桓十餘日，以赴端崖（按：秦潮）學使之約，旋往姑熟。僕僕道途，良非得已。伏思大兄大人當代宗工，精於鑒別，凡操觚之士，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廣廈萬間之芘，眾所傾心，謹□泐令，於來春齎叩崇階，望進而試之。鄧生亦必盡其所長，以期就正也。觀□□篆、隸字，頗能令人神飛色舞，且伊系赤貧之士，旅食維艱。倘蒙不棄，務祈招入署中，令其搦管揮毫，並足以奉公之餘顧盼。並望推愛於貴屬中，廣為噓植。俾不致長為涸轍之魚，拜賜尤匪淺鮮。[98]從內容而言，此札顯然屬於“推薦書”性質的文本。“大兄大人”的稱呼方式，亦反映出作者與畢沅之間的熟識程度。可惜此札未有款識，且前部亡佚，故不詳其作者的名氏。然執此比較曹文埴的書蹟，札中頗有頓挫且弧形的筆畫形態，及稍稍傾斜的字形，皆與曹書有別，然亦不類金榜的書蹟。可知除曹文埴之外，或許尚有其他人士願意為鄧石如排憂解難，慨然引介。當然，這些細節未必為包世臣所知，更未必為其所欲記載了。六、關於曹文埴的“遺言”包世臣對曹文埴彌留之際的刻畫，堪謂《傳》中關涉鄧、曹交往的“精彩結尾”。但正如前述諸事一般，這一頗具“戲劇性”色彩的情節，亦基本出自虛構。曹文埴於嘉慶三年（）十一月初三日病歿於雄村家中。兩年之後（），其子曹錤、曹振鏞為乃父合撰了《行狀》，對其生平事蹟的敘說備極周詳。執此考察《傳》中關於曹文埴在逝世之前對其長子（即曹錤）的遺言，則紕繆自現——因為其逝世之際，二子皆不在家中。按，《行狀》載：先公體素羸弱，嘉慶戊午十月二十三日偶感微疾，醫家攻散過劑，雖客邪解退，而正氣虧敗，竟而不諱。維時不孝錤在揚，不孝振鏞在粵，其侍側者惟孫恩沛暨家人在耳。……不孝錤離膝下者三載，不孝振鏞違侍家大母者十七年，違侍先公者八年。[99]曹錤既已三年未曾見過乃父，何以能夠親聞這一格外禮遇鄧石如的“遺言”？縱使由家人筆錄其遺言，亦很難想象彌留之際的曹文埴忘卻囑咐二子及諸多家人以各類家事，而去預先構想祠墓的銘刻。則《傳》中所云近於子虛烏有，更無論也。當然，縱使曹文埴只曾偶一對鄧石如以幫助或禮遇，對後者而言，都不啻為久旱甘霖，[]因而在聽聞其病故的噩耗之後，撰書輓聯以寄哀思，自然合於情理。其書作墨蹟難以流傳，然文本尚在：涉水跋山，來灑兩行秋士淚；清風明月，難忘一片故人心。[]輓聯的文辭固無足稱，何況從內容上看，上聯只提到了鄧氏自己，惟下聯與曹文埴稍稍相涉。[]以曹氏的政治級別、家族地位與社會聲望而言，其逝世之後，家人應當會接收到數目龐大的輓聯、悼文等，這般的文本怎能概述其生平事蹟，標榜其道德功業？何況曹振鏞久居高位，參掌樞要，且一向以謹慎克制、言行得體而深為皇帝所倚重，如此深諳於為官處事之道者，又豈會置諸多名公碩望的手筆於不顧，而將一介布衣的書蹟刊刻於家族祠墓這樣的莊重之所？七、《完白山人傳》的史源與寫作問題包世臣在《傳》不算太長的一段文字中居然演繹甚至虛構了如此眾多的情節，真可謂匪夷所思。隨即而來的問題是：這些情節究竟是鄧石如本人主動告知的（甚至是鄧石如授意包世臣寫作了《傳》），抑或是包世臣的自我發明？倘欲加以討論，則首先需要明確：鄧、包二人的交往過程如何？而《傳》又是如何寫就的？對於前一疑問，包氏自云：余以嘉慶七年（）識山人於鎮江，過從十餘日，以余為能真知山人書。明年（）復於揚州相值，山人作泰山之遊。至九年（）秋，山人由山東至常州，過揚，不入城。及十一月杪，晤陽湖今鳳台知縣李兆洛申耆，始知余與翰風（按：張琦）同客揚州。翰風，編修（按：張惠言）弟也，余始聞山人名自翰風。時山人得家書促歸里，乃買舟回揚，訪余於天心墩。而余適去東臺。山人俟余至十二月初八，乃語翰風曰：“歲盡矣，去家尚千里，吾不及終待慎伯矣。”遂解纜。翌日而余至。山人歸里，不復出遊，遂以明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歲。[]由於包世臣此處所言皆是親身經歷之事，李兆洛（-，字申耆）、張琦（-，字翰風）等人亦為鄧、包的共同好友，因而這段引文中的記敘當較可信。由此出發，可知包世臣結識鄧石如並與之進行頗為有限的幾次交往，主要發生在鄧石如的晚年（即其去世之前的約四年中）。此時距離其離京南返，已過去十餘載，而包氏撰寫《傳》又在鄧石如去世的翌年（），[]所以其在執筆撰寫之際，已無可能徵求當事人的種種回憶了。包世臣沒有坦言《傳》中各個情節的具體來源，因而無法遽斷其是否完全出自鄧石如的口述。然倘與其他友朋所撰的鄧氏碑傳中關涉曹、鄧交遊的記載相參照，則可至少推度包世臣的哪些敘述是能夠為他者所印證的，而哪些是其所“獨有”的。若乾隆五十七年孫雲桂（-？，字天根）所撰《完白山人傳》中只有寥寥十數字與此相關：（按：鄧石如）素以秦漢奇字傾動名公卿，曹竹墟尚書尤重之。[]又，王灼《鄧石如傳》云：踰年，曹大司農歸里。聞之，延致其家。入都，復為之延譽，石如旋亦至都。諸城劉文清公亟稱之。鄉達官某素以能書名，一日于廣座中論石如書有微辭，石如怫然曰：“某書修短、肥瘦皆有法，一點一畫，皆與秦漢碑刻合，不似公俗書，縱蕩任意無所忌。”聞者怪駭，石如拂衣不顧而去。[]
又，李兆洛《鄧君石如墓誌銘》云：（按：鄧石如）繼又傳客於曹文敏公文埴，文敏公又以書介諸畢尚書沅。……頃之，渡河登東山，遂至京師。欲以篆籀古法劘切時俗，公卿多非笑之者，惟劉文清公深器焉。[]
孫、王、李三人皆為鄧石如的友朋，[]且其與鄧石如的結交多要早於包世臣，交誼的深厚亦毋庸置疑，因而其所記敘的準確性與史源的可靠性，至少不會遜於包世臣的《傳》。但參照對比之下，三文卻遠不及《傳》為“豐富”“生動”，而其間的時序[]、所涉的人物也頗有抵牾之處。不妨追問，如此傳奇且光輝的交遊經歷，何以不見載於其他碑傳，而只為包世臣所知、所述？故而筆者雖不能妄斷《傳》中所云皆為包世臣的向壁虛造，且孫、王、李三人皆未曾知曉。但至少就這四篇碑傳的敘述本身而言，包氏所撰在事件周詳、情節豐富與文辭生動等方面，委實尤為突出。加之前文考證確鑿的種種揚詡失實之處，可知包氏在擅自發揮想像、敷衍成文方面，亦遠較他人為甚。曹江（-，字玉水）在致鄧石如子鄧傳密的信札中，談及了對這類碑傳中“軼事”的態度：見商尊甫志、狀，它無指摘，惟後軼事數則，似可不必存，即存之，亦未足為尊甫重也。[]
但包世臣顯然沒有這般的審慎態度。由此反觀其在《藝舟雙楫》的《附錄序言》中所云者，可知確乎做到了“言行一致”，毫無隱晦：僕少本不殖，學由師心，謬被名流推挽，乞傳求題者相踵。唯以性好品別人材，搜羅軼事，偉論亮節，不間明陋。……為前哲暢流芳，為後來樹標準，師保如臨，不緣求請。……僕以一人之耳目心力，其焉能使當代賢大夫之行業，盡有載述而必布聞哉？至於情無可卻，而行治不必符記載，或性情足供描寫，或先世宜追稱述，或款愫當陳締結，或話言別具旨歸，取蹴微瀾，滋生奇趣，文家狡獪，時亦間出。[]
如此言之鑿鑿地坦陳“行治不必符記載”，並充斥著“文家狡獪”。實際上便說明了，在包世臣這裡，“以文害史”是完全有可能出現的。而《傳》中的失實之處，或許正是其自詡的“奇趣”所在。“至於情無可卻”一語，更是狡黠地將許多寫作轉化為應他人請托的產物。所以，亦無怪乎張舜徽斥包氏為“雖自愧學荒，而仍多誇飾”[]。在此情況下，《傳》到底在何種程度上能夠準確地反映史實，便不難揣度了。值得注意的是，從《傳》文出發，可知鄧石如與包世臣的來往委實較為有限，故而二人的交誼或許沒有後人想像中的那般深厚。後世學者往往以“師徒”來稱呼、界定二人的關係，但考察包世臣在《傳》與《述書》《歷下筆談》《國朝書品》等文本中對鄧石如的稱謂與描述，幾乎集中於尋常的“山人”“懷寧鄧石如頑伯”“近人鄧石如”“鄧石如”等，皆不能表達出其曾拜以為師的相應禮數（如稱之為“師”）。[]而鄧石如之視包氏，亦顯然並非真正的門徒。若鄧石如在一封致友人的信札中，偶一言及包世臣，便對後者的為人處事有著相當精準的評價：昨歲秋間，同包慎伯萍聚京江旬餘，言近從常州來。……慎伯乃四方人，向慕余已久。……慎伯多交豪傑之士，不可一世。[]“萍聚京江旬餘”即與包氏在《傳》中所云的“余以嘉慶七年識山人於鎮江，過從十餘日”相契合，故此札作於嘉慶八年（），當無疑問。這雖是二人的第二次往來，但鄧石如已能對遊食於江湖的包世臣的做派有著相當的認識。又，鄧石如《四體書冊》中附錄有其致包世臣的一通信札：鄧石如致包世臣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五月□渡江，未及面別，殊為悵悵。余京江所往來者，皆鄙鄙人也。以足下豪情超軼，自是格格不合，此何足介懷抱也。此間況味，想亦不暢。今已歸計鄉場事否？余大約在都度歲，今科足下定當得意，長安道上再望敘談耳。敝居在皖城北五十里，倘行蹤過此，可向大觀亭旁痘神菴問本悟和上。此是余到皖寓所，有訊問、寄託，均可存此，萬無失也。余來揚又居月餘，舟車之資，豪無覓處，且不能脫身於逆旅也，奈何奈何！印石二方鐫交畢成之轉寄，希照入。草草數行，奉候近佳，餘不瑣瑣。鄧石如頓首。慎伯□……□，六月初四日寄李瘦仙（按：李天澂）之貧極矣，揚之人無念之者，可憫可憫。時念君不去□。[]
包世臣在道光二十七年（）所作的題跋中追記此札為“嘉慶癸亥”（）所作，以札中“余來揚又居月餘”與《傳》中“明年復於揚州相值”相涉，可知包氏此處的追記應當準確。在此札中，鄧石如亦顯然只將包世臣視為一位傑出的後輩友朋而已。因而二人交往的實質是，謀食遊走於江湖之上的一老一少，在有限的幾次交往中，惺惺相惜且彼此推重。還可說明的是，以鄧石如當時已六十一歲而包世臣只有二十九歲的年齡而言，縱使後者何等的才華橫溢，亦頗難想像“情無可卻”的情況會發生在包世臣之於鄧石如身上。因而在後來的“不緣求請”的主動寫作，或許更合於情理。在明確這一認識的前提下，可知包世臣為鄧石如作《傳》，與其說是為其“授業恩師”忠實地記敘一篇“實錄”，不如說是為一位偉大前輩所綜合演繹的一篇軼聞彙編。包世臣的自陳尚且如此坦率，今人自然更不必以“可靠文獻”相期了。八、被“製造”的鄧石如從敘述本身而言，包世臣的《傳》確乎十分成功地塑造出一位不同凡響的布衣名士形象。其中的“鄧石如”不僅身懷絕技，且往往以不求聞達、不慕權貴的耿介性格而愈加為人所重，以致能夠獲得諸多名公碩望的賞識、推重，並在當世即享有著相當的聲名。從前文對鄧石如與曹文埴交遊的相關考證出發，不難據此推論：《傳》中其餘文本若鄧石如與梁巘（-，字聞山）、梅鏐、金榜、錢坫（-，字獻之）、錢伯坰（-，字魯斯）等人交遊者，或亦存有相當的誇飾甚至虛構成分。[]但不論如何，《傳》之所以呈現出這般的鄧石如的際遇與形象，實際上至少呼應了以下三個方面的訴求。第一、《傳》或許傳達了鄧石如生前的自我期許與願望。從傳世的各類文獻綜合考察，鄧石如大抵是在清貧、奔波中度過一生的。雖然其精湛的藝術作品獲得了當世一些人士的稱賞與資助，但還遠未能上升到為社會所普遍認可的程度。[]故而鄧石如生前應當極為渴望被接受、被認同，偶發一些自我標榜之語，若趙紹祖（-，字琴士）的形容——“厚自期許世無匹”[]，亦正由於此。而同作為在江湖上謀食鬻藝的名士包世臣看來，這亦未必不是他的自我期許與願望。第二、包世臣通過以《藝舟雙楫》為主的著作群體構建並宣傳“碑學理論”，其中除了舉列諸多範本與釐清技法、審美系統之外，還著力打造出一位“偶像”——鄧石如。倘謂《國朝書品》尊其篆、隸為“神品一人”[]，分、真為“妙品上一人”[]等，只是在藝術層面上振聾發聵的話，那麼《傳》則是補充性地演繹其種種傳奇的生平事蹟。蓋非此不足以使作為“偶像”的鄧石如達到“充實而有光輝”的境地，並毫無爭議地被尊為“碑學”的典範。而包世臣通過受教於鄧石如的短暫經歷，保證了自己書寫實踐與書學主張的“合法性”，並“當仁不讓”地在“後鄧石如時代”以書法正傳自居。第三、鄧石如其人其書在道、咸之際方逐漸為世人所重，且彼時的漢族知識精英多參與其間，其書作成為諸多篆書家的範本。[]從這一歷史區間而言，包世臣書學著作的傳播與鄧石如歷史地位的提高基本是同步進行的。因而愈是晚近的讀者，愈能知曉鄧石如的聲名及其藝術造詣，亦就愈能接受作為鄧石如“弟子”的包世臣的記述，並將《傳》視為“可靠文本”。換言之，包世臣在《傳》中追溯而來的鄧石如形象，亦深深契合了這一歷史區間內讀者的期許，而如火如荼的“碑學”運動亦愈發需要作為“宗師”與“鼻祖”的鄧石如（及其傳奇經歷）的存在。從更為實際的層面上加以考察，由於鄧石如的主要身份是職業藝術家，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文人、學者，因而與許多書、畫、篆刻家相似，他生前並無專門的著述或較成規模的詩文集付梓傳世。不妨設想，在鄧石如於嘉慶十年十月逝世之後，後世的讀者若欲瞭解其生平、交遊乃至藝術等方面的具體信息，有何種渠道？除卻那些藝術作品，恐怕便不得不依賴於其後人與友朋、門徒的記述。而這時，文辭生動、情節豐富的《傳》，因被收錄於流播甚廣的《藝舟雙楫》之中，從而受到廣泛的關注，自屬理之宜然。完全可以想見，讀者在驚異於被《述書》、《國朝書品》等篇目讚頌至無以復加境地的鄧石如時，自然會十分留意收入同著之中的《傳》，以全面瞭解其生平行蹟。所以，在原始文獻先天不足的情況下，包世臣的《傳》逐漸為人所知、所重，最終影響乃至主導了後世對鄧石如的認知，亦極大地提高了鄧石如的社會聲望。確如張原煒云：（按：鄧石如）脫無安吳包氏，其人將老死牗下，汶汶以終焉耳。史遷言，閭巷之士，非附青雲，惡能相得而名彰。自鄧氏名為世重，識者未嘗不引為深幸。顧叩其所由來，則徒以安吳故。[]但大多數讀者或許不會深究的是，《傳》的作者包世臣仍秉持著實際卻有些庸俗、陳舊的敘述邏輯：必定要以攀附權貴的方式讓諸多達官顯貴對鄧石如“鼎力支持”，以在懸殊的社會地位之間，凸顯後者人生、藝術與品格的光輝。這般的敘述方式亦夥見於大量下層文人與職業藝術家的碑傳中，即通過讓許多名公碩望或當時最著名的主流藝術家表現出“過情”的禮遇，甚或有“驚為天人”的反應，以成就“以布衣游於公卿”的戲劇性效果。在如此的敘述中，鄧石如其人其書都變成了包世臣寄託理想的“素材”。這一特點亦存在於包世臣的諸多著述中，而尤以書學著作為甚。正如張舜徽的批評：（按：包世臣）蓋一生衣食奔走，無暇伏案讀書，學之不能精粹，亦勢所必然也。然以才士徧遊南北，頗多縱逸自恣之概。……大氐露才揚己，高自位置，不脫江湖遊士習氣。[]又，包慎伯在嘉、道間，有才名，無學名，固一江湖遊士也。而平生好以大言欺人，……良由門戶之見既深，又隘於耳目，未能盡觀，故以一己狹陋之見，任意區分高下耳。……自《藝舟雙楫》風靡天下，見者無不為其所嚇。[]
言辭指斥甚力，頗能道出其間的關捩。故而本就頗具名士習尚的包世臣在打造“碑學”理論的龐大體系之際，將鄧石如的經歷與包氏自身的憧憬、時代的“需求”加以“融會貫通”，通過強勢且庸俗的寫作策略，使《傳》中的鄧石如成為了頗為複雜的人物形象。關於這類傳記的微妙之處，萬木春曾經十分精到地指出其中的名實不副處，[]甚為可據。然尚可由此作進一步的闡發：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對於像《傳》這般的傳記，已非“不準確”“不嚴謹”所能完全範圍。因為作為作者的包世臣乃至其預想的讀者及其訴求，已然頗為強勢地介入到了鄧石如的人生歷程中，在有著“六經注我”態度的撰述方式下，包世臣應當十分瞭解：《傳》中的信息會對其他涉及鄧石如的文本乃至“碑學”理論起到怎樣的功用，以及鄧石如地位的提高對包氏本人的“正面意義”。所以從實質上而言，鄧石如（及其經歷）之於《傳》，與其說是實在的傳主，不如說是新穎的典範、重要的資源。結語歷史最終接受了包世臣筆下的鄧石如形象。這一形象不僅主導了後人對於鄧石如的認知，更成為“碑學”理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碑學”運動在清代中晚期以降如火如荼地展開，有著傳奇經歷的“布衣名士”的形象，愈加坐實了鄧石如“碑學大師”“篆隸古法復興者”的歷史定位，亦順便對包世臣書法實踐與書學主張的可靠性、權威性產生了提振作用。因而包世臣對鄧石如其人其事的“製造”，本質是一種對歷史的建構，亦可謂一種“經典化”的方式。自包世臣以降的歷代“碑學”理論作家（如康有為等），都會在相關著述中嫺熟地運用這一方式，以將大量不具名的碑、志、摩崖、造像等轉化為可供欣賞、可資仿效的“經典範本”，並遴選出“二王”一系正統之外的若干古今書家作為“模範”與“偶像”。這種出於後世立場的“經典化”行為，固然不可免卻若干偏重、誇飾甚或虛構的策略。而鄧石如的特殊之處在於，他是清代歷史上較早的全面以秦漢以降碑刻為取法對象的書家，且終其一生幾乎不見任何取法鍾、王以迄趙、董這一名家譜系的影蹟。如此純粹甚至“決絕”的“碑學”實踐，在隨後不久蔚然興起的“碑學”潮流中，自然被施加了格外的關注。其技法、風格乃至傳奇的人生經歷本身，都能愈加被後世的作者所認同。相較於歷史上大量佚名或名存書亡的書家，鄧石如所具有的若時代較晚近，書作豐富而高明，且踽踽獨行於“經典”範本之外的特點，使其成為了可感可觸的近代“宗師”。所以，充斥著種種虛構的《傳》所“忠實”反映的，既是鄧石如的機遇，更是包世臣乃至整個“碑學”的機遇。編者按：本文原刊《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總第48期,年,第-、頁。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
說明：本研究獲得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張充和藝術基金”資助，並為年度北京故宮博物院科研課題“黃易金石學研究（三）”的階段性成果。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筆者曾得到白謙慎教授、秦明研究員、薛龍春教授、許建平教授、方波教授、梁穎研究員、應非兒同學、城間圭太同學等師友的幫助，兩位匿名審稿人亦為本文的修改頗多貢益，謹此致謝！[1]陳碩，《從“玉”到“石”——鄧石如早歲字“赤玉”考論》，《中國書法》，3期（.3），頁-。[2]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卷，頁-。[3]葉瑩，《“理論先行”模式下的清代碑派書法——論包世臣代言與宣傳下的鄧石如書法》，《西泠印社》，31輯（.10），頁69-75。[4]見陳洪武、李士傑主編，《第二屆全國鄧石如與清代碑學書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頁19-24。[5]見陳洪武、李士傑主編，《第二屆全國鄧石如與清代碑學書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6]楊帆，《清乾嘉時期的〈說文〉學與篆書創作》（南京藝術學院博士論文，），頁-。[7]曹錤、曹振鏞，《先文敏公行狀》，見曹文埴，《石鼓硯齋文鈔》，附，《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冊，頁。[8]趙爾巽等，《清史稿》，卷，頁84-85。[9]趙爾巽等，《清史稿》，卷，頁05-06。[10]包世臣，《完白山人傳》，見《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藝舟雙楫〉》（合肥：黃山書社，），頁。說明：下文引用此段引文中的文句，不再單獨注釋。[11]其與諸多友朋之間的往還信札更不在其中。[12]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13]鄧光祖纂，《鄧氏宗譜》（嘉慶十六年承啟堂刻本），頁1b。[14]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15]曹錤、曹振鏞，《先文敏公行狀》，見曹文埴，《石鼓硯齋文鈔》，附，頁。[16]曹文埴，《石鼓硯齋文鈔》，卷6，頁56-57。[17]曹文埴，《石鼓硯齋文鈔》，卷6，頁57。[18]曹文埴，《石鼓硯齋文鈔》，卷6，頁57。[19]曹文埴，《石鼓硯齋文鈔》，卷6，頁58。[20]王灼，《悔生文集》，卷6，《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冊，頁。[21]按：“歸里”的意涵大抵是“返鄉”，與“歸田”不同，遂不能完全排除乾隆五十一年的可能性。[22]慶桂等編，《清高宗實錄》，卷9，（北京：中華書局，），第24冊，頁。[23]《恩賞御書扁額、玉佛、如意、念珠、鳩杖、貂皮、緞綾謝摺》，見曹文埴，《石鼓硯齋文鈔》，卷8，頁67。[24]曹文埴，《石鼓硯齋文鈔》，卷8，頁69-70。[25]尚可補充的是：一、今傳鄧石如臨《會稽刻石》（拓本）後的款識作“乾隆歲在柔兆敦牂之秋，僑居武林汪氏也園，臨此一過，鄧埮”。（其中“埮”當為刊刻之際為避嘉慶御諱而對“琰”的闕筆造成，非原貌。）可知在乾隆五十一年秋，鄧石如曾居於杭州。這一時間雖然未必與其七月在歙縣的可能性相衝突，但也相去不遠。二、目前已知唯一一件鄧石如贈與曹文埴的書法作品為篆書《梅國記》六條屏，款識為“篆呈薺原宮保大人鈞誨，古浣鄧琰”。可知此作為曹文埴於乾隆五十二年加太子太保銜、致仕返鄉之後所作。因而綜合這兩件作品的信息，可知鄧石如在乾隆五十二年後與曹文埴晤面的可能性為大。二作分別見孟瀅、許振軒編，《鄧石如書法篆刻全集》（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卷2，頁35；卷1，頁。[26]慶桂等編，《清高宗實錄》，卷，第25冊，頁25。[27]可以與之一同參照的叙述是，若包世臣在《傳》曾敘述鄧石如於江寧梅鏐家中的學習經歷：“（按：梁巘）因為山人治裝，而致之江寧舉人梅鏐。舉人為文穆公（按：梅瑴成）季子，文穆雖貧宦，然梅氏自北宋為江左甲族，聞人十數，弆藏至富，文穆又受聖祖殊遇，得祕府異珍尤多。蓋秦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山人既至，舉人以巴東故，為山人盡出所藏，復為具衣食、楮墨之費。山人既得縱觀，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乃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泰山刻石》、漢《開母廟闕》、《敦煌太守碑》、蘇建《國山》及皇象《天發神讖碑》、李陽冰《城皇廟碑》、《三墳記》。每種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每日昧爽起，硏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五年，篆書成。乃學漢分，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潘校官》、《孔羨》、《受禪》、《大饗》，各五十本。三年，分書成。”包世臣，《完白山人傳》，見《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藝舟雙楫〉》，頁-。此段敘述亦基本成為關涉鄧石如早歲學書經歷的“著名”論述，其間敘述的碑帖名目、種類、學習次序、時長的可靠性幾何，此處姑且不論。倘僅以數量而言，若《說文解字》收字個、重文3個（此處默認鄧石如僅書寫書中的篆書字形），書寫二十本，則總字數逾二十萬。即使在這“半年而畢”的過程之中沒有其他任何的書寫行為，則其一日所書寫，亦達到驚人的一千字以上。從日常的實際情況而言，在一日之內書寫千餘篆字，雖然並非絕無可能，但畢竟是相當巨大的數量。因而這在多大程度上是對歷史的“實錄”，抑或是包世臣所塑造的鄧石如早歲刻苦學書、勤於筆耕的“光輝”形象，是頗需要審慎推度的。此外，從具體的作品出發，若今藏無錫博物院的鄧石如《四體書冊》（據款識中謂“肯園太老先生教之”，知其為書贈鹽商巨子鮑志道者，而此作亦自然是鄧石如的用心之筆），即大致屬於“字大徑寸”的四體書一類。見孟瀅、許振軒編，《鄧石如書法篆刻全集》，卷1，頁95-。其篆書、隸書皆筆畫沉實、穩健，用筆起、收與轉折處甚為周到。其楷書有六朝碑誌意趣，頗多方筆，亦屬沉著、硬朗一路。至於草書，雖頗多映帶，然非流利、迅捷之筆。倘以此推論鄧石如完成同等大小、質量、風格的四體《千文》（總字數逾四千字），無疑是相當巨大的工作量。因而筆者認為，以鄧石如的書寫方式在一日之內完成這四千餘字，其可能性是較為有限的。[28]出自鄧氏後人遞藏的一通殘札，發、收者皆不詳，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29]慶桂等編，《清高宗實錄》，卷，第25冊，頁5-6。[30]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冊，頁。[31]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32]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33]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34]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35]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36]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37]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38]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39]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40]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41]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42]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43]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44]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45]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46]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47]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48]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49]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50]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51]《出都紀恩四首》，見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23，頁。[52]札中有言：“今春崖適宰江都。”按：《（嘉慶）江都縣續志》載王逢源於嘉慶六年（）、十年（）兩度任江都縣令。以鄧石如卒於嘉慶十年，故系此札為嘉慶六年所作。見王逢源、李保泰輯，《（嘉慶）江都縣續志》，卷3，《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第66冊，頁。[53]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54]周右等纂，《（嘉慶）東臺縣志》，卷20，《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第60冊，頁。[55]孫慰祖編，《鄧石如篆刻》（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頁41。[56]臺北故宮博物院，《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臺北故宮博物院，），第71輯，頁。[57]按：筆者此處僅論其文本。此隸書書作為四體書屏之一，據其中楷書書作的款識“辛酉首夏，養疴集賢律院中，作四體書舊詩”，知其書於嘉慶六年。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此外還需要說明的是，據此詩中“開冰出河鯉”一句，可知其所知應為冬天，而非夏季（“開冰”與“水發”則分別對應了兩個季節）。因而可以判定，鄧石如在當年冬季南返路過德州之際，仍然與王轂相見，則王轂在鄧石如赴、離京城的兩次路途上，都給予了相應的幫助。[58]曹文埴，《石鼓硯齋文鈔》，卷9，頁83。[59]舒化民修、徐德成纂，《（道光）長清縣志》，卷2，《中國方志叢書·華東地區》（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第號，頁。[60]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頁。[61]趙爾巽等，《清史稿》，卷，頁68。[62]王昶，《春融堂集》，卷55，《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冊，頁-。按：陸錫熊的病故雖然與受到乾隆帝的責罰等事有很大關聯，“病以寒卒”亦未必屬實情，但其卒於乾隆五十七年之事斷無可疑。《墓誌銘》的作者王昶“與陸錫熊居同郡，先後同官內閣，同直軍機處，相交最厚，相知亦最深”，故其所撰當可憑據。說見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卷8，頁。[63]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64]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65]侯平，《詆鄧石如書“不合六書之旨”非翁方綱考》，見陳洪武、李士傑主編，《第二屆全國鄧石如與清代碑學書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1。[66]楊帆，《清乾嘉時期的〈說文〉學與篆書創作》，頁。[67]《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卷32，頁。[68]見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冊，頁86。此札於前文云“敬候薺原侍郎安好”，按：曹文埴於乾隆四十四年（）至乾隆五十年（）間，歷任刑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戶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戶部右侍郎等職，則劉墉此札應當作於這一歷史區間之內。[69]參見鈴木洋保撰、姚宇亮譯，《劉墉書跋中所見書法觀》，《書法研究》，4期（.12），頁98-。值得說明的是：鈴木洋保在此文的第六部分中，亦指出包世臣在敘述劉墉的題跋文本與書學觀點時的種種誇飾、臆造處。可知包氏在“強古人以就我”的方面，是頗能“一以貫之”的。[70]羅聘與翁方綱於乾隆五十五年往來尤為密切，參見沈津,《翁方綱年譜》（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頁-。[71]見龐元濟輯、梁穎整理，《龐虛齋藏清朝名賢手札》（南京：鳳凰出版社，），第6冊，頁-。[72]見孫慰祖編，《鄧石如篆刻》，頁33。說明：《衣雲印存》中尚有鄧石如所刊的其他數印，恐亦多刊於此時。[73]見穆孝天、許佳瓊編，《鄧石如研究資料》（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頁。[74]穆孝天、許佳瓊編，《鄧石如研究資料》，頁。[75]王灼《悔生文集》，卷6，頁。[76]《與錢魯斯書》，張惠言，《茗柯文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補編》卷上，頁。[77]李慈銘，《桃花聖解盦日記》，戊集，見《越縵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第8冊，頁。[78]穆孝天、許佳瓊編，《鄧石如研究資料》，頁。[79]例如通過程瑤田致函翁樹培（翁方綱之子）或羅聘的途徑。[80]周夢莊，《鄧石如年譜》（臺北：華正書局，），頁38。[81]穆孝天、許佳瓊，《鄧石如年譜》，見穆孝天、許佳瓊編，《鄧石如研究資料》，頁95。[82]金杏邨，《鄧石如年譜》，見孟瀅、許振軒編，《鄧石如書法篆刻全集》（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卷3，頁。[83]遠藤昌弘，《鄧石如年譜詳考》，《大東書道研究》，15號（），頁88。[84]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85]陳碩,《新見梅鏐、鄧石如致黃易信札三通考略》，《中國書畫》，6期（.6），頁12-15。[86]陳碩,《新見梅鏐、鄧石如致黃易信札三通考略》，頁12-13。[87]按：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卷二十四中所收的詩作，基本都作於其南返的途中。[88]當然，筆者不完全排除這一情況：倘鄧石如先回到揚州地區，進而再由長江取水路西進至武昌，則似乎亦是合於實際的交通線路。但這一猜測的可靠與否，需要更多原始材料的證明，此處姑闕疑。[89]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90]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91]梁章鉅，《稱謂錄》，卷12，見梁章鉅、鄭珍，《〈稱謂錄〉〈親屬記〉》（北京：中華書局，），頁。[92]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93]《清史列傳》，卷32，頁。[94]畢沅作為位高權重的封疆大吏，其幕府獲得邸報的速度與時效性，應是有保障的。[95]趙爾巽等，《清史稿》，卷，頁76。[96]《書畢宮保遺事》，洪亮吉，《更生齋文甲集》，卷4，見《洪亮吉集》（北京：中華書局，），頁7。[97]尚小明，《學人遊幕與清代學術（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頁。[98]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99]曹文埴，《石鼓硯齋文鈔》，附，頁。[]除了見於包世臣《傳》中的記載外，鄧石如在《西湖雜詠題記》中謂：“乙卯（）夏，復隨曹文敏來游，遊輒旬月，興盡乃返。”見穆孝天、許佳瓊編，《鄧石如研究資料》，頁。按：是年為乾隆帝登基六十年，曹文埴再度赴京參加慶典，其在途徑杭州時曾於西湖遊覽，並作詩《謝廉使蘊山、秦運使蓉莊、觀察小峴招遊西湖，漫成二首》，記敘了其在遊覽過程中的所見，見曹文埴，《石鼓硯齋詩鈔》，頁。其中雖然並未提及鄧石如，但二人所述的時間、地點皆相符契，則其相見自是可能的。但不論如何，以鄧石如的身份與社會地位而言，至多作為幾位名公碩望遊覽之際的“陪襯”，遂難與之唱和，甚至被記錄在各自的詩文作品中了。此外，時下頗有作者認為現存歙縣雄村的“竹山書院”（屬曹氏家族）四字匾額為鄧石如的手筆，當為誤傳。匾額上的四字圓融平正、雍容飽滿，不獨有著鮮明的”顏體”特徵，且頗具”館閣”遺習，其非鄧氏書蹟，當無疑也。[]穆孝天、許佳瓊編，《鄧石如研究資料》，頁78。[]這一寫作特點亦見於鄧石如輓陸錫熊的聯句中。雖然不能遽斷此即是其“失誤”或“失當”，但其不宜於刊刻在家族祠堂、墓地等正式場所，則是毋庸置疑的。[]包世臣，《藝舟雙楫》，卷6，見《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藝舟雙楫〉》，頁-。[]金丹，《包世臣書學批評》（北京：榮寶齋出版社，），頁。[]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王灼，《悔生文集》，卷6，頁。[]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12，《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冊，頁-。[]另有吳育、方履籛、李元度等人為鄧石如寫作的碑傳或墓表，但因其並未在鄧氏生前便與之有交往，無法親自聽聞傳主的任何直接講述，故不列入正文的討論。[]按：李兆洛在《鄧君石如墓誌銘》中謂鄧石如先赴畢沅幕府而後至京城的時序是錯誤的，顯然屬於誤記。因而不可據此謂包世臣《傳》為誤。[]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包世臣，《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藝舟雙楫〉》，頁。[]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13，頁。[]何況在嘉慶改元之後，“石如”便成為了鄧石如正式的“名”，包世臣直呼其名而不以號或字相稱，反映出其並未甘於以一介守成、本分的鄧氏“門徒”自畫。即如其在《述書上》中提及自己“受法於懷寧鄧石如頑伯”等，亦大抵只表達出曾向鄧氏請教的意涵，而非正式的拜師問道。見包世臣，《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藝舟雙楫〉》，頁。[]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若鄧石如五代孫鄧以蟄在致函穆孝天時謂：“山人寄金榜輓聯引言全文錄上，因此文與贈程瑤田八旬壽序同等重要，可以糾正包慎伯所作傳的誤解，如：居梅家八年和張惠言同金榜訪山人於荒寺諸說。實際上，八年之間山人多居揚州、徽州，亦常到山東。而山人結識金榜實在張皋文館於金氏之前等等。”見穆孝天、許佳瓊編，《鄧石如研究資料》，頁。可知鄧氏後人亦不以包世臣《傳》為“信史”。[]若姚大榮《惜味道齋集文編·石鼓文足徵記》云：“今代善篆者，推鄧石如為冠，而在嘉慶間，論猶未定也。”轉引於容媛編、胡海帆整理，《秦漢石刻題跋輯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52。[]趙紹祖，《琴士詩鈔》，卷5，《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冊，頁。[]包世臣，《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藝舟雙楫〉》，頁。[]包世臣，《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藝舟雙楫〉》，頁。[]白謙慎，《吳大澂的篆書》，《東方早報》，年1月8日，版B10-B11。[]張原煒，《魯庵仿完白山人印譜序》，轉引於黃惇編，《中國印論類編》（北京：榮寶齋出版社，），頁。[]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13，頁-。[]張舜徽，《愛晚廬隨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頁-。[]“傳記雖然程式化，倒也表達了這個階層普遍追求的理想，那就是對名譽的極度珍惜。在現實生活中，下層文人的生活狀態總有很大差別，但普遍的情況是生活沒有保障，許多人必須靠塾師、行醫、鬻古、賣畫、刻書甚至占卜等職業來謀生，還有些人號稱‘以詩遊’，實際上是以代寫文牘游幕於官宦之家。當他們汲汲於這些俗務時，他們的表現與他們自詡的清高完全不相稱。”見萬木春，《味水軒裡的閒居者：萬曆末年嘉興的書畫世界》（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頁73。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推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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